金牌，当然是北京奥运最为闪亮的收获。那是国家荣耀的象征，它直接标志着，中国体育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于是，那些科学训练、技战术素养的宝贵财富，必须得到很好的传承，也必须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为奥运修建的美轮美奂的体育场馆，以及其他林林种种雄伟壮观的城市建筑，在奥运之后，绝大多数仍然会继续成为我们的城市风景。奥运需要记忆，场馆值得留恋。但是，这样留下来的奥运场馆，其价值又不应仅仅限于纪念的层面。毕竟，那些场馆与建筑，多是由公共财政投入修建的。在奥运之后，这些保留下来的场馆，应该最大程度地还原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来惠及民生。

除了这些直观的有形的内容值得保留与珍惜，北京奥运给我们留下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体现在精神、文化、心态、价值、制度等层面上。毕竟，奥运不只是一次竞技的盛会，更是一次文化的盛会，更是一次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盛会。北京奥运上折射出的各种人类共同价值与精神文明，都值得我们从制度与理念上，有效地固化与保留。

对于中国来说，北京奥运无疑是一道文明与价值的“分水岭”。环保、卫生、交通、公益等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进步，就在于相关的良性制度获得好的生长空间，现代公民精神与文明习惯得到很好的培育与养成，各行各业人们能够认真践行其职责使命。奥运之后，这一切制度与文明都应该很好的保留下来，成为常态。这实际就要求，必须进一步打造现代服务型、责任型、法治型政府，来使这一切得到延续与发展。

北京奥运获得的璀璨成果，以及世界为北京留下的纷纷赞许，都将成为过去。一个理性的民族，应该从这样的一次空前盛会中，找到国家综合实力与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契机。显然，就这需要对北京奥运给我们留下的那些优秀成果进行提炼，来找出我们成功的动因。比如，是改革开放使我们经济获得强劲的发展，才有举办奥运盛会的国力；是更加开放与宽容让我们成功的与世界融为一体，实现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的理念；也正是基于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奥林匹克精神才让我们的精神更加自由，人格愈加独立，懂得宽容大度地面对种种风云变化。

这一切，都是北京奥运给我们留下的进步标识。置于国家全面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奥运又是一个新的起点。通过珍惜、保留与提炼此次北京奥运的宝贵财富，继续发扬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的超越自我精神，中国才会真正成为本届奥运会的最大赢家，使未来中国在诸多方面比奥运期间更加出色，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未来中国也将因此而行走得更加从容与自信。

那一转身，把悲伤留给自己。痛苦、沮丧、失落、担忧、感动、祈愿，等等情感元素，也立即交织缠绕在无数国人的心头。

在中国这个田径水平相对孱弱的国度，刘翔是一个绝对荣耀的英雄符号。特别是四年前走出雅典奥运会赛场，一个人的刘翔，书写了世界田径的新格局。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多元化社会背景下，刘翔背负着太多的社会、经济、情感、伦理与价值的重量。

这一切的重量，既有个体英雄主义的崇拜，也有国家情怀的寄望，还有消费主义的渗透，它沉沉地落在一个人的刘翔肩上，或者是动力，或是压力，总之，都跟着他一起走进赛场，以竞技的方式来寻找合适的落点。然而，刘翔现在以一个极其痛苦与无奈的转身，让这些价值与重量的期待，似乎立即错乱与混沌起来。

不必回避这样现实，面对刘翔因伤退赛，种种现象都表明我们太多人的茫然无措，甚至有一些人的内心支点坍塌，内心处于某种失重状态。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记者询问，中国人能接受与承受这样的事实吗；就连孙海平教练也无法自控，泣不成声，以至于未能有效地为公众进行释疑。

这些尴尬与遗憾，清晰表明调整和重塑国民心态是多么重要。的确，公众需要知情，民意需要安抚。及时发布刘翔退赛信息与原因，是满足公众知情权，有效疏解公众情感焦虑的理性选择。而正确看待刘翔因伤退赛，实际上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梳理国民心态的契机，来为一个大国形成笃定、理性而成熟的国民心态，找到一个最有效的出口。

北京奥运会开赛至今，中国军团获得金牌数量已经超过上届，雄居金牌榜之首。巨大实绩，足以显扬中国体育的底蕴和水平，足以说明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刘翔因伤退赛，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竞技体育可能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既不能由此否认运动员本身付出的努力与成绩，也不能真正影响到中国体育的地位、风采与荣耀，更无损于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形象与实力。

更何况，奥林匹克的精神价值指归，更应该体现在顽强拼搏、平等参与、尊重人性、讲求人文等等精神价值之上。。刘翔说得已很清楚：“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不会退赛”；在赛场，他也以坚韧顽强的姿态向公众清晰诠释了这些奥林匹克精神。也就是说，刘翔退赛，本是不应该影响我们国民心态的。

刘翔退赛带来的尴尬与迷乱，必须得到一个清醒的消解与疏导。对此，我们更应该学习对生命规律、体育规则和共同价值的认同。成熟的国民心态，需要我们有开放的心态，有理性的思维，有自信的表现。这一切，又依赖于平时的培育。只有不断地从政治、文化、教育的层面，通过为每个国民提供完整的国民待遇，赋予国民各种权利的有效实现，破除陈旧滞后的文化传统束缚，积极加大公民教育的投入，才能使国民形成基于正确价值观之上的理性判断标准。

一个崛起的大国，需要理性的国家情怀与健康的国民心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国民心态，不可能再傲慢地守在自以为是的狭隘现代里，而应该将那些零散的、疏离的个体偏狭的情感与情绪连结起来，转型成一个不断开放的社会必须的精神相通与价值认同，来告别某些错位的焦灼与迷乱，来向世界展示崭新、自信而成熟的国民风范。

刘翔退赛，奥运继续，奥林匹克精神继续，中国体育的辉煌会继续，国家形象与综合实力会继续强大。而我们应从中找到梳理国民心态的契机，清晰触摸到文化那根最深的轴，来形成公民社会必须的理性、开放而成熟的国民心态。

菲尔普斯，已夺得奥运11金，被称为最伟大的奥运会冠军，全世界都惊叹这位美国神奇小子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外星人”。他不懈追求更高更强更快的人类精神境界，让许多不懂游泳的普通人，都觉得看他游泳是一种享受，觉得他是水中的诗人。是精神的高度，成就他的伟大。

但是，还有运动员比菲尔普斯更伟大。他叫埃里克·尚托。一个带着癌症病患来北京参赛、只能游到男子200米蛙泳半决赛的美国游泳运动员。在水立方，他半决赛被淘汰却赢得全场观众呐喊，他让我们明白，生命高于奥运，梦想高于生命。（据8月14日《南方都市报》）

生命与梦想的价值，属于我们每个人。那些运动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在奥运的舞台，他们展示的身份，是运动员。而在生活中，他们往往又有着“双重身份”。此次国外的运动员中，有厨子，有娱乐明星，有政客的老婆，甚至还有中东的公主。而在业已获得冠军的中国运动员中，有的过去是打工妹，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乖孩子，有的还是好妈妈……

是的，我们是在强调，所有的运动员，归根结底，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任何人，就算具备再高的运动技能，离开人的精神支撑，也还是无法站在奥运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我们每个人，也只有具备健康的精神与人格，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显扬自我的尊严，实现生命的价值。

北京奥运，就是在通过展示人的精神在运动舞台上真正站起来，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去拥有积极拼搏与永不言败的精神，去构建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的丰沛灵魂。

以精神高度去界定成功与失败，现在已经成为对奥运舞台上所有表演者一种场外评判标准。这无疑是理性的，符号人性的，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日前，中国男篮在最后功亏一篑，惜败西班牙，但得到的共同评价，就是虽败犹荣，是一场胜利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精神意志的坚强与坚韧，这种血性的爆发，恰恰就寓示着未来成功的希望。精神站起来，人就不会真正倒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男足。连中国女足商瑞华说，中国男足应该借女足运动员一用。虽是戏言，却很有意味。不是说女足技术与能力真的就比男足还强，而是在说，女足是在站着踢球，而男足是在躺着踢球。精神先萎下去了，人就不可能站起来。

也正因如此，分享此次奥运会上的精神荣光，将会润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看看那些运动员的生动表情吧：张湘祥举重夺冠之后，双膝跪下，是为感恩；“妈妈选手”冼东妹柔道夺冠后，含泪表示要补偿才一岁多的女儿，是为母爱；朱启南在领奖台上挂着银牌痛迸英雄泪，是为责任；没有代表中国而是代表加拿大参赛栾菊杰，首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打出了“祖国好”，是为爱国；等等。

有多少生动表情，就有多高贵精神。我们通过运动员生动、丰富、美好的表情，感受他们的气质形象，体悟他们精神高度，才能真正寻迹奥运精神真正的价值质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曾说过，奥林匹克精神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以此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走下奥运舞台，走过奥运时间，全世界所有的人，生活将回归日常姿态继续，我们都得靠着精神生活。我们的精神高度，将决定我们生活的品质厚度。

以精神高度界定赛场成败是最大理性，以奥运精神引领所有人的生活是最大财富。让我们所有人的精神都能从奥运舞台上真正站起来，公平、正义、人文、和平、环保，等等，一切都才不至于沉沦与软化，人类共同的价值就可以得以塑造。

比如中国女排。比如中国体操男团。

昨天，中国体操男团王者归来。时隔八年，一雪前耻，夺冠之后，运动员，教练员，相关工作人员，赛场的中国队助威人员，还有电视前无数的观众，都一起用泪水漂洗着灵魂，表达着感动。这个团队，数年磨砺，重回世界之巅，诠释的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感动，团结就是价值。

无须讳言，近几届奥运赛场的检阅，中国已经是个体育大国。但是，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奥运首金开始，直到今天，24年来我们已经收获了120多枚金牌，但其中仅仅有4块属于集体项目。其中，中国女排与中国体操男团，各持两块。

这四枚金牌，之所以被认为是精品中的精品，是含金量最高的金牌，其内核，就在于团队。团队的力量，产生于团结。团结的价值，就在于可以释放无比强大的伟力，令所有人为之折服，为之感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我们一再要强调女排精神的根本原因。

从当年五连冠的中国女排，到四年前雅典夺冠的新女排，她们一次次的生死逆转，一次次激荡着中国人的灵魂。为什么可以完成“不可完成”的自救？为什么可以创造“无可超越”的辉煌？当然是拼搏，当然是实力，但，更重要的是团结。团队精神，集体价值，是女排胜利的真正内核。

曾经傲慢的美国篮男“梦之队”，在四年前的奥运中折戟沉沙。这一回来北京，梦八渴望梦回荣光，像科比这样的巨星们都一再强调，他们摒弃个人主义重塑团队精神；无数次带给国人耻辱与伤痛的中国男足，一直困扰在喋喋不休的所谓“核心”中无法清醒，以至于中国男足一次次因为“球霸”而蒙羞。说到底，还是与团队精神的断裂有关。

在改革开放初期，女排精神超出体育竞技范围，对各行各业都起到激励、感召和促进作用；四年前， “新女排精神”同样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就是因为在这个同样激荡着梦想、机遇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团队的力量，我们更需要集体协作的精神。所以，女排精神成为我们笃定而永恒的精神标本。

体育如此，其他行业亦然。特别是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社会发展愈加多元化，社会竞争越发凸显组织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显然也就不能止于中国女排这样一个“精神孤本”。团队精神的标本价值，应该在更多的领域，更大的范畴里出现。中华民族，也必因团结而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一回，我们选择了中国体操男团。与中国女排一样，它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团结的伟力。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中国人的团队精神正在向更大的范围辐射，不仅仅是在体育行业的不同领域，它还可以跨越体育，向文化、科技、教育、经济等各个领域辐射，它可以向每一个组强、部门、单位、机构进行延伸与传递。最终，定格为中国力量。

这才是北京奥运的真正经典，属于我们时代的经典。这种经典的价值，就在于责任、奉献、协作、拼搏，都包裹在团队组织的形式与框架之下，就在于这样的价值可以赋含这个时代与世界最需要共同元素与诉求。比如，环保需要协作，科技需要分享，和平需要团结，等等。

这些元素，就在中国体操男团喜悦的泪水中，就在我们所有人感动的泪水里。从今天起，请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杨威、李小鹏、黄旭、肖钦、陈一冰、邹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团结。它传递的笃定而永恒的价值，属于中华民族，属于奥林匹克，属于人类社会，属于我们每个人。

原来，江西永修县近日实行了一种酒类贴标的“创新管理”，规定市场上所有的酒类商品，都必须贴上由当地商贸局印制的标签，才被允许在当地销售。每一张标签，商贸局要收取0．08元至0.4元不等的费用。此举受到酒类经销商和民众的强烈质疑，认为多此一举的贴标管理实质就是职能部门借机敛财，最终还是要消费者埋单。（据7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之所以说这样贴标签的做法是多此一举，原因就在于此前商务部对酒类流通管理早有明确规定，酒类经营者通过填制《酒类流通随附单》，就可以实现酒类商品自出厂到销售终端全过程流通信息的可追溯性。然而，江西永修商贸局却不惮于“权力创新”，硬是“废随附单”，选择“立新标签”。名称一变，收费大增，酒类利润大受盘剥，经销者在苦不堪言之下，只有选择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又一条清晰的“权力变现”的链条出现了。如此利用监管权力变相敛财，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笑的是，永修县的商贸局却，公然打着“为酒类安全负责”的口号，并冠冕堂皇地称收取大量管理费是基于标签成本，不顾公众强烈反对，硬是将这种公权力牟利行为贴上了“管理创新”的标签。要知道，任何侮辱公众智慧的行为，最终也只能自取其辱。当永修的酒里那股强烈的 “权力腐气”向四处弥漫，当地商贸局也终于顶不住压力，只有灰溜溜地扯下了那些“权力变现”的标签了。

这起公权力与民争利的行为，暂时已失败收场了。但是，永修的酒里曾经散发的那股“权力腐气”，却应该令人对公权力失范行为时时保持足够的清醒。试想，要不是这起事件公然违背商务部的相关规定，也明显没有按照江西省规定的任何行政事业性收费都必须经过省级物价部门批准来做，这种打着所谓的“管理创新”旗号的贴标签行为，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权力变现的“制度化创新”。毕竟，受囿于相关知识局限，并不是每一个普通公众都可以发现这种贴标签行为的“非法性本质”的。这样一来，权力部门就可以拥有“合法性掠夺”的依据了。依附于这样所谓的“制度支撑”，相关权力变现行为一旦遭到拒绝，他们也自然可以行使“合法性报复”手段了。

由此不难想象，如果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本身保护公众利益的法律就存在需要弥合的空间，那么就必然容易给一些权力部门提供权力变现的“制度通道”。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既要防范像江西永修这种简单粗暴的“制度生造”的权力变现行为，更要警惕一些权力机构，利用种种制度与立法的滥觞，特别是通过出台恶法来谋求“部门利益化”，来堵住受害者寻求权利救济的制度空间，从而顺利实现其与民争利的丑恶目的。

一纸不合法的“酒类贴标”，让江西永修的酒一时间充满的强烈的“腐气”，更暴露了依附于“制度创造”的权力变现是何等可怕，是怎样的难以防范。如果像贴标签这样的权力变现行为被不断地深度开凿与广泛蔓延，就很容易为公权力掠夺民生提供锋利的快刀。所以，当务之急，相关部门尽快进行制度清肃，来弥合一切为权力变现提供可能制度缺陷，堵死权力与民争利的一切“制度通道”。惟有如此，才能使这种“权力腐气”不会弥漫与传染。

福建省莆田市外贸公司曾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近年来，由于实业投资失败、国外客户拖欠账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效益直线下滑，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一幢旧办公大楼和在香港的一处写字楼成了莆田市外贸公司仅存的优质资产。然而，这样的优质资产却被人以“暗箱操作”手段贱卖，其中一幢至少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大楼，竟然被仅以800万元的价格贱卖。（据7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既往国资流失的种种案件表明，国资贱卖的悲剧，都是由可怕的权力黑手导演的。这起发生在福建莆田的国资流失案件，也同样如此。经记者调查，一切诚如这家公司职工在举报信上所言， “这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暗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正是因为“有一个真正发力的幕后推手”，才使得相关国有资产的转让，绕过国资主管部门的批准，撇开了对相关资产进行依法评估的程序，最终依靠暗箱操作，越过层层关卡，上演了以800万元购下价值5000多万的办公大楼的“蛇吞象”恐怖大片。

国有资产的产权属性，决定着这起国资贱卖事件产生的疼痛，不应止于那家企业的职工，还有我们所有人。当然，在公众为国资流失心痛的背后，那些依靠权力黑手吞下巨额国有财富的人，可能正在发出罪恶的狂笑。毕竟，以800万买下价值5000万的财富，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暴利神话。当然，这样的暴利，本质是以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的，来满足少数人的私利行为，它悖离了相关法律精神，失去应有的程序正义，这样的神话，带着强烈的罪恶与肮脏。

一直以来，在国有产权转让中容易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早就成为关注的焦点。此前国资委方面也一再表示，将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来看住国有资产。然而，像福建省莆田市上演的这起“蛇吞象”转卖行为，涉及到这样一大笔国有资产的交易，竟然职工毫不知情，一切都通过暗箱操作来实现，这意味着，在对国有资产的相关监督中，仍然存在着可怕的真空。如果不能规范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将转让纳入到公开透明监督之下，就势必容易产生可怕的腐败黑洞。

而且，在产权多元化背景下，单凭国资委一家，依赖行政监管手段，恐怕是很难看好管好国资的。比如，针对莆田市外贸公司提请的《关于旧办公楼转让问题的报告》，当初莆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并不同意这样做，始终没有在《报告》上签字。然而，莆田市财政局却在该《报告》上盖章并签上“同意”。这也再次表明，在这样的国资流失事件中，总是藏匿着太多的权力黑手。报道中知情人称，在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中，有一位是副市长。对此，现在显然需要通过彻底查处，来廓清制造这起国有资产流失黑洞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那势必将会牵扯到很多部门与官员。能不能做好应对强大阻力的准备，能不能要防止出现一些人以“决策失误”来作为的遮羞布，掩蔽其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罪行，消减其应承担的责任，将决定着彻查和问责国资流失案件的关键。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对这样的国资流失案件不能进行彻查与问责，那么，这起以800万元购买价值5000多万元的“蛇吞象”事件，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侵吞国资的“最后一顿盛宴”。与此同时，相关部门还必须积极行动起来，通过有效的制度改革，来清理掉那些可能造成国资流失的不合理的制度，来把国企改革真正纳入透明公正的轨道中运行，从而彻底地斩断伸向国有资产的黑手。

遗憾的是，反垄断法正在遭遇尴尬。“原先在制定草案时计划在今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宏伟日前称，“仅有一个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征求意见稿。反垄断法实施在即，如何实施？” （相关报道见重庆时报今日6版）

有多少期待就应该有多少准备。现在，面对40余个配套规则无一出台的尴尬，反垄断法还能让那些垄断行业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绝迹吗？一纸公文限制人们选择权的事情还会不会一再发生呢?垄断企业还会不会抱团涨价来挟裹民生呢……

一切都太不乐观了。一项制度的顺利实施，自然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辅助与保障，来为制度的解释与操作搭建具体可行的平台。完全缺乏配套制度的反垄断法，现在只能以仅有的8章57条这些原则性制度文本出现，对相关原则与概念缺乏具体细化，对其专业性和复杂性缺乏操作细则的解释，反垄断法大抵只会留下一个孤零零姿态，无奈地诉说着公平竞争仍然是作为一种暂时无法达致的趋势。

如此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一起步，就显得那样的苍凉与无奈。除了反垄断法，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撼动垄断的强势与蛮霸呢？可是，又是什么让磨了13年的这支法律之剑，只有光闪闪的剑头，而根本没有可以操纵挥舞的剑柄呢？是断剑，是残剑，自然就不能为公众带来所需要的公平与正义。

众所周知，承担部分反垄断执法职能的部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商务部等。而这些相关部门早就一再表示会迅速出台反垄断法的配套规章。比如，去年9月10日，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曾表示，商务部积极备战反垄断法实施研究制定职责范围内的配套法规规章；去年12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也表示，工商总局将抓紧研究制定反垄断法的有关配套规章，为这部法律的实施做好准备；还有发改委此前也曾要求尽快制定反垄断法配套法规规章；等等。诸如此类要求“抓紧、积极、尽快”做好反垄断法配套规则声音，长期层出不穷。可是，现在到了这部法律实施的时间节点，结果竟然是40余个配套规则无一出台。

在一部法律进入实施之前，相关配套规则应该出台，本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毕竟，法律的最大价值只能在于可操作性的实施，那些陷于操作失灵的法律，最终也会损害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公众曾经对反垄断法抱有太多的期待，当反垄断法实施遭遇尴尬，那些期待恐怕就会变成更大的失望。这样势必容易消解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损害法律的权威。由此，相关职能部门现在必须做出回答，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本应及时出台的配套制度至今仍不见踪影呢？这背后是否存在相关行政效能低下，或者受囿于特殊利益干扰的情况？

垄断的确是无耻的。面对公众的长期诟病，它始终以一付“无耻者无畏”的姿态，将所有的指摘抛之一隅，似乎要下定决心要“把垄断进行到底”。而且，在一些垄断行业的背后，已经清晰地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的身影。而被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捆绑的，往往又都是民生福祉与公共利益。在这样背景下，如果连反垄断法都不能顺利规制垄断行业的暴利行为，使垄断行业的运行能最大程度的贴进公共利益，我们又指望什么来解开垄断勒在民生脖子上的那根可怕的绳索呢？

公众需要的是一部可操作性的反垄断法。为此，现在必须先解开在反垄断法与配套制度之间出现的衔接悬疑，来让反垄断法真正获得生命。否则的话，公众看到的所谓出鞘的反垄断法，其实只不过是一支断柄残剑。

事情是这样的，来自电监会的消息称，五大电力集团上半年的利润同比下滑超过100%。除华能集团表示上半年盈利外，其他四大电力集团依然亏损，受制于煤炭价格继续上涨，下半年扭亏增盈的压力还将继续加大。针对经营亏损的现状，国电集团领导带头降薪30%。（7月23日《京华时报》）

国企老总置企业风险于一旁，坐享高薪，这种严重不合理的现象，这些年一直被公众舆论揪着不放。就在前几天，中纪委还推出新规，在国企老总头上悬着了一把剑——再敢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就将被开除党籍。这一切，都让这起国企领导主动“自降薪酬”事件充满值得沉吟与玩味的深度。

无疑，国企领导自降薪酬的行为，看起来是很负责，也很讲道德。过去人们常抱怨，国企老总是捧着金饭碗，不用与企业去共担风险。现在面对企业利润下滑，经营亏损的尴尬，他们终于坐不住了，选择自降薪酬，似乎很有自责与担当的意味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就真的能让公众买账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道理最简单不过——道德是靠不住的。要知道，这样的选择，只不过是在五大电力集团“利润同比下滑超过100%”，其中四大电力集团上半年处于亏损背景下的无奈之举，而且仅仅是其中一家国企领导的自降薪酬。更何况，在国企老总享受天价高薪的语境下，企业利润下滑超过100%，仅仅是降薪30%，两厢比照，差距凸显，又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呢？再联想起国企长期坐享“政策性暴利”的现实，这样的自降薪酬，恐怕连说成是一次良心发现，也都显得太过牵强了。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自降薪酬，本身就深深打上了“自定薪酬”的烙印，仍然属于权力内部的自我分配，经不住起码的公平与正义考量。从产权的角度，谁都清楚国企的真正主人不应只是那些领导。国有的企业属性决定着广大纳税人对国企领导的薪酬才具有真正话语权。这就决定着国企老总“自定薪酬”不合乎程序正义，此前中纪委出台的相关规定也证明了这点。可见，此次国企老总自降薪酬，只不过是一次自说自话。在充分的话语博弈出现缺位背景下，这种打上了强烈的偶然性、道德性、随意性的降薪行为，自然无法承载起应有的公平与正义。

之所以要对这样的自降薪酬行为保持足够的理性与清醒，还在于这种行为很容易产生某种麻痹效应。试想，如果自降薪酬行为的道德性被不断夸大，掩蔽其缺乏程序正义的本质，那么，就很容易使人轻忽了国企老总薪酬定价机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同时，还会使得国企老总在面对企业风险时，仅仅凭借简单的自降薪酬就可以规避应承担的责任了。也就是说，正视国企老总自降薪酬事件的不合理性，本身就是基于实现国企老总薪酬体系的公平与公正的需要。

说到底，要想国企老总的薪酬趋于公平与合理，关键还是厘清相关症结，使责任界定具有规范的制度文本。即国企领导薪酬体制必须置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来使国企薪酬在市场、行政与法律之间，找到明确的界定标准。为此，我们才要强调，此次在国企利润下滑企业亏损背景下产生的国企领导自降薪酬事件，既不是什么道德标本，也不能掩蔽国企领导定薪机制不合理的本质。反而，它更应该催发国企领导薪酬迅速走出“自说自话”的局面，来还原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而为了救助刑事案件中经济特困的被害人，避免对他们的“二次伤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上海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最高补偿可达5万元，目前这一制度已形成初步框架，并已上报市政法委。条件成熟之后，再通过人大立法将相关制度确立下来。（据7月20日《东方早报》）

这对刑事案件中经济特困的被害人以及家属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有太多的刑事案件，让受害人的生存底色变得无比艰涩与黯然，让他们的家属从此背负着太过沉重的苦难。即便是造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但相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却往往因为犯罪主体以及家人没有赔偿能力，只能留给受害人一张无奈的“法律白条”。于是，许多苦难的刑事被害人要么在某个角落暗自哭泣，要么选择上访来寻求权益实现。

这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很痛，很残忍。这样的社会课题，必须获得制度化解决。去年媒体就曾报道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有关规定，来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此后，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广东、山东、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若干城市试点；现在，上海又拟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并确定救助金额，以人大立法的形式使这项制度固化下来。这一切，无疑都昭示着国家救助刑事被害人正在不断进步，并逐步向制度化与法制化转身。

刑事案件被害人要想真正得到国家救助，说到底，就是要得到两个方面的保障——资金与法律。既然我们确定了刑事被害人补偿金制度本质属于国家赔偿的方向，那么，这样的赔偿资金无疑要公共财政来承担。此次上海在救助资金上，就强调原则上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分级统筹、分级管理、分级发放，这实际为解决长期以来国家救助刑事受害人的资金来源提供了制度蓝本。

更重要的是，上海以地方立法的方式，使补偿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保障，具有制度引领的价值。显然，这样的立法，只有从地方立法走向国家立法，才能使制度正义得到最大程度的辐射。以全国性立法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与合法权益，能够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国家义务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参与是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给他们及时的权利救济，本身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实现社会正义。

当然，在国家救助刑事受害人方面，现在仍然还有太多的细节问题需要解决的。比如，被害人补偿标准如何设定才能更加合理，补偿金涉及到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分配，如何解决相关利益调节与平衡，来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与正义，都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此外，相关补偿的对象和条件如何界定；具体的补偿方式如何确定；等等。这一切的细节与程序完善，将决定着这一制度能否实现对正义与公平的顺利传递。

救济权利的实现，是对刑事受害人的最大抚慰。任何权利的实现，都离不开制度化、法制化的保障。要让那些遭受不幸的刑事受害人真正感受到司法应有的人文关怀，体会到社会的正义与温情，消弭那些犯罪分子植入的长久痛苦，当前，在救助刑事受害人方面，就必须迅速弥合相关细节缺陷，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迅速将制度固化下来，这本身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选择。

这两名清华大学学生是为了庆祝毕业选择在校内裸奔的。其中一名毕业生称，裸奔是为了增加清华的“人文气息”。他希望清华能更包容，允许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据有关民警称，这两人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要视情节予以处理。（7月17日《京华时报》）

人文与包容，如此宏大的教育使命，就这样与裸奔紧紧捆绑在一起了。这样裸奔的理由，显得冠冕堂皇。不过，我们求解清华能否迅速走向包容，能否充满人文气息，肯定要将视角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置于当前高等教育体制的语境下的。那么，“裸奔”这两个字，现在又如何成为相关文化传统与教育体制的合理解注呢？

对此，清华裸奔的学生没有给出理性的，符合逻辑的解释。他们只是强调，哈佛每个学期都有裸奔节的。哈佛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学，那里到底是不是很人文，很包容，我们且不去定论；但即便哈佛是很人文很包容的，但肯定也不能说是由裸奔使然的；每一种文化必须深植于对应的土壤，才可以生根发芽。哈佛的学生裸奔，也不过是西方国家“裸奔文化”环境下的一种应然。清华学生何以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以为“裸奔”就可以唤醒千年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体制的沉重肉身呢？

质言之，这样的裸奔，不过就是那两名毕业生那天在吃完散伙饭之后，酒意汹汹之下的一次失态之舞。也就是说，那是大学生们在毕业离校时上演的一种“最后的疯狂”。这样的行为最多只是当前流俗的毕业文化的一种冲动表现而已，是内心缺乏健康文化质地的一种放荡撒泼。这样所谓的“毕业文化”，早就成为一个时代的病症，每一年都被大学毕业生们以醉着、唱着、跳着、哭着、骂着等等形式上演着，也频遭公众诟病。

酒醒清华之后，再把一切的闹剧都硬往人文与包容上来嫁接，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显扬他们作为清华学子精神的厚度。这其实才是这出清华“裸奔”闹剧背后最大的教育文化悲剧。清华自然是要讲人文讲包容的，清华自然也就要走向一流大学的，但是成就清华的精神气质，绝不是要这样裸奔的姿态。任何形式的裸奔，也终究无法成为清华走向一流大学的捷径。人文清华的选择，只能是脚踏实地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然后，对高等教育体制相关弊端进行纠偏。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有品质的精神价值构建，也都无法依靠裸奔这种捷径来实现。如果说，今天中国高校在人文精神方面出现了某种断裂与断层，那么，要完成这种精神的焊接，就必须老老实实的回到基本层面上来。比如，讲人文素养，就必须对“人”具有最深刻的认识，显然，那种仅仅停留在“身体”层面的裸奔，是不可能真正为人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途的。在今天，“人文精华”的关键落点，还是培养有文化知识、有理性思辩、有行动担当的现代公民。

裸奔不是走向“人文清华”的捷径。那两个裸奔的清华毕业生，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们光溜溜的身体，还有他们苍白的精神。人文教育的第一步，也就是要为这样的“裸奔者”先披上体面的精神外衣。而这一点，显然又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命题。